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武警黑河边检站与布拉戈维申斯克边检支队开展

文章作者:佚名    时间:2018-12-19 11:51

 武警黑河边检站与布拉戈维申斯克边检支队开展打击口岸

在甲午战争中,相对于中国的一盘散沙,日本表现出“举国一战”的决心。1894年9月,明治天皇将日军大本营迁至距离中国较近的广岛。图为当时的广岛日军大本营。

民国著名军事理论家杨杰在《国防新论》中写道:“一个国家的强弱,是根据全国人力、文化力的总和来决定。”

甲午战争是中日两国的武力之战,也是两国的“文化力”之战。武力之战让我们看到的是舰船、大炮和热血,“文化力”之战则让我们感受到思想、观念和灵魂的力量。将武力之战与“文化力”之战结合起来,得到的是更完整的画面、更真实的历史,也更加引人深思,更加让我们的心灵受到震撼。

“文化力”建立在文化之上。文化是什么?文化是世代累积沉淀下来的习惯和信念,核心是价值观念体系。文化是一种生活方式,决定一个社会的发展方向和发展速度,特别是决定一个社会如何应对外来的新挑战新威胁。

在战争中,“文化力”首先构成一种独立的力量要素,它与“武力”相对应,以“军事软实力”的形式直接参与战略博弈。与此同时,“文化力”又以思维、观念作黏合剂和催化剂,广泛渗透进武力要素之中,影响武力的生成和武力能量的释放,间接参与战场比拼,常常是“润物细无声”。

甲午战争中,中日两国隔海对峙,中日两军海陆厮杀,一胜一败、完胜完败,原因当然是多方面的、综合的。这其中很重要的一点就取决于双方“文化力”的差异,只不过由于文化是一种软因素,不像武力那样物质化,它有其独特的作用机理和方式,容易让人视而不见。

我们观察清朝在甲午战争中的表现,可以发现“散”是一个非常突出的问题。在朝廷,光绪皇帝与慈禧太后不和,主战与主和态度分歧。朝中大臣们各有所图,各执一词。清廷关于对日战争的主要决策往往是多种主张角力妥协的产物,总体上杂乱无章法,没有魄力更没有战略智慧。在战场上,湘军、练军、海军各成派系,“清军”成为一个复合词,根本没有形成一个有机的力量体系。即使是海军内部,也是南北各分畛域。丰岛海战后,有人建议清政府调南洋舰队北上参战,黄海海战后李鸿章等人再次提议,但终不见行。至于普通民众,更是一盘散沙,对战争漠然视之。甲午战后,一位日本官员到湖北沙市,吃惊地发现在这座长江中游港口城市,官员和民众根本就不曾听说过刚刚打过的战争,他们还完全沉醉于自己的天地里。曾经亲历这场战争的英国人泰莱说,此役非中国与日本战,实李鸿章与日本战,大多数中国人于战事尚懵然无知也。李鸿章自己也曾发出这样的感慨,说他是“以北洋一隅之力,搏倭人全国之师”。如此散而不聚,战争焉能不败!

而清朝上下为什么会如此散漫呢?一方面,是由于清朝政治体制统驭力不强,军事指挥体制效能太差,社会组织发育程度很低;另一方面,又是因为清朝社会严重缺乏共同精神凝结,整个社会对于这场战争没有思想发动,没有精神激励,没有观念引领,官绅军民是一个没有共同灵魂和思想的集合体,实际上就是乌合之众。无论是制度方面的问题,还是精神方面的问题,从更深层次看都有思想文化上的问题。就是说,清朝所缺失的是“文化力”对战争的可靠支撑。杨杰将军一语中的:“甲午战争,不是中国的军队战败,而是思想战败。”

国民意识是国家“文化力”的第一支撑要素。国民意识就是强烈的国家认同感、真挚的爱国情怀、为国效命的使命担当。一句话,就是心里有国家。国民意识建立在国民自由平等地位的确立上,建立在国民独立健全人格的塑造上。国民意识一旦形成,特别是当战争威胁来临之际一旦被激发出来,将产生巨大的精神能量,起到发动民众、化育官兵、震慑敌人、瓦解敌人的实质性作用。拿破仑有一句名言:“精神胜于武力。”

甲午战争时期,日本的近代国民意识已基本形成。早在明治初年,日本思想家们就开始提出“国民”问题,积极提倡“国民政治”,要求“对外实现国民独立,对内实现国民统一”。1879年,植木枝盛在所著《民权自由论》中说:“日本的农民们,日本的商人们,日本的工匠们,医生、猎手、卖糖小贩们,新平民(未解放部落民)们,大家联合起来!”当日本决定发动对朝对华战争后,原本存在很大矛盾的日本政府与议会之间,迅速消除了政治上的对立,在战争问题上进行密切合作。在思想家福泽谕吉的劝导下,许多豪商大族表示“不参军也要尽国民之责”,纷纷捐筹巨款。日本多数民众也在“伸张国权”思想鼓动下,被导向支持战争、参与战争,实现了“国民舆论的一致”。根据日本参谋本部编纂的《明治二十七八年日清战史》统计,1894年1月到1895年11月,日本的66家报社派出114名记者、4名摄像师进行战地报道,此外还有许多军方本身派出的军人记者。“战争开始后不久,歌曲也罢,都反映出对中国人的憎恶。”通过煽动对中国、中国人的敌意和仇恨,日本的民族主义情绪不断高涨,而且走向极端,完成了它的战争动员,固结

了它的战争意志,增强了它的战争支撑力。可以说,正是国民意识的形成,使日本在甲午战争中确实做到了举“国内全体之力”、“日本全国之力”、“整个国家之力”、“统一和睦之力”。

与日本的情况相反,甲午战争前清朝根本没有进行过全面的国民意识启蒙。洋务运动时期的改良思想家,有的提出要实行政治改革,努力使“民志和、民气强”,但整个思想界对国民问题还没有引起高度重视,官绅军民的国民意识还没有萌生,民族国家的概念还没有提出,近代民族主义作为一种普遍的社会思潮还没有兴起,仍然处于典型的传统社会状态,“中国人没有独立的国家认同感和忠诚感”,“中国人把最高的忠诚感给予了文化而非国家”。当近代列强并起,中国需要以民族国家的整体力量应对列强的侵略时,这种国民意识的薄弱,就成了一个严重短板。战前日军间谍在多次现地考察之后,得出了这样的结论:清国“作为缺乏忠君爱国精神之国,弱于军备,其弊可谓已极矣”。正是国民意识的薄弱,使甲午战争时期的中国民众对战争漠然视之,使这场战争变成李鸿章“一个人的战争”。甲午战争之后,梁启超在一篇名为《中国积弱溯源论》的文章中说:“是故吾国民之大患,在于不知国家为何物。”

新华社北京6月2日电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副总理张高丽2日出席深入推进军队和武警部队全面停止有偿服务工作电视电话会议并讲话。会议认真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军队和武警部队全面停止有偿服务的重要指示精神,深入开展动员部署,持续传导责任压力,推动工作落地见效。

张高丽表示,军队和武警部队全面停止有偿服务,是党中央、中央军委和习近平总书记着眼强军目标作出的重大战略决策。习近平总书记强调,必须下决心全面停止军队开展对外有偿服务,积极稳妥做好停止有偿服务的善后工作,维护部队和社会两个大局稳定。各级党委、政府和部队要进一步统一思想认识,坚决按照党中央、中央军委的重大战略决策和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要求,共同努力把这项重大政治任务完成好。要切实增强“四个意识”,确保党中央和习近平总书记的重大战略决策在全国全军落地生根;要坚定改革强军的正确方向,促进国防和军队改革向纵深推进;要增强从严治党的历史担当,纯洁部队风气、铲除滋生腐败土壤。

张高丽强调,中央国家机关和地方各级党委、政府要把支持部队全面停止有偿服务工作,作为支持军队改革、促进军民融合、巩固军政军民团结的实际行动,坚持稳中求进,全力以赴抓好贯彻落实。要严格把握时限,各级党委和政府要把按时完成全面停止有偿服务作为一项硬任务,积极配合部队做好工作。要加强政策支持,国家有关部门要主动与军委有关部门搞好对接,积极采取措施,为推动全面停止有偿服务工作提供有利条件。要共同破解难题,坚持分类处置,综合运用法律、经济手段和多元纠纷化解机制,积极稳妥处理各种矛盾问题。要强化法治思维,依法依规推进,确保军队资产安全,维护群众正当利益,实现政治社会效果有机统一。要做好改革衔接,全面停止有偿服务后,把军队部分行业纳入军民融合发展体系,推动军民一体融合发展。

张高丽指出,要本着对党、国家和军队事业负责、对历史负责的态度,强化使命担当,密切军地配合,加强组织保障,确保全面停止有偿服务工作抓实抓好抓出成效。要更加紧密地团结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周围,齐心协力、攻坚克难,全力做好全面停止有偿服务工作,以优异成绩迎接党的十九大胜利召开。

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军委副主席范长龙在讲话中指出,要深入领会习主席的战略意图,深刻认识全面停止有偿服务工作的重要性艰巨性复杂性,站在坚定维护核心、听党指挥,坚决维护和贯彻军委主席负责制的高度,着眼永葆我军性质、宗旨和本色,按照坚决全面、军民融合的原则要求,统一思想认识,强化政治担当,勇于破解难题,坚决打赢这场攻坚战。停止有偿服务后的一些资源,要优先保障部队战备需求,用于服务部队官兵改善工作和生活条件。全面停止有偿服务主体责任在军队和武警部队,同时离不开中央国家机关和地方党委、政府的大力支持,要强化责任意识,发扬务实作风,加强军地协调,齐心协力抓好各项工作落实。

国家机关有关部门、最高人民法院负责同志,军队和武警部队全面停止有偿服务工作领导小组成员,军委机关有关部门负责同志,中央有关企业负责同志在主会场参加会议。各省驻地部队全面停止有偿服务工作军地协调领导小组组长及全体人员,军队各大单位有关负责同志在分会场参加会议。天津市、上海市和陆军、浙江省军区等军地4个单位在会上发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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